因为喜欢体育节目，所以就经常可以听到电视体育评论员对球员动作、语言的“误读”，这种误读常常是一厢情愿式的误解，而且是用中国人的想法去揣摸外国人的心思，十分有趣。比如转播法网的宁辛女士，看到西班牙小将费雷罗发球失误后做了一个双手向下用力一甩，并配以摇头的动作，她“注释”说费雷罗的动作是在告诉自己，“忘掉过去，从头再来”。而我怎么看，都觉得那是表示沮丧和懊悔的动作。宁女士的解释恐怕与一种我们熟悉的“中学生作文”情结相关，凡事都必须朝向上的、鼓励的方向去说，而不能有半点灰色的调子。还有德甲专家于大川先生，特别喜欢对球场上出现的慢动作做语言“旁注”，我相信大多数时候都是一种误读而已。比如他特别喜欢中国球员杨晨，一转播法兰克福队比赛，耳朵里听见的都是杨晨的名字，杨晨在场上怎么说都不过分，然而即使杨晨不在场，也不耽误他三句不离杨晨。有一回法队大比分输给对手，于先生先是认为应该派杨晨上去力挽狂澜，后见教练始终不派杨晨上场，就煞有介事地认为，教练这样做是认为反正这场球要放弃，不如把杨晨雪藏起来，用到下一场硬拼同样面临保级的弱旅。一开始还有点猜测的语气，到后来得到另两位评论员的支持，就好像给对方打过电话一样，绝对是真的了。“铁嘴”的最大特点就是，他总是有理。
我想起了批评家，他们其实就是文学评论员，批评家对文学的“误读”在过去是需要别的批评家来争论、纠正甚至批判的，到后来我们引进了西方文艺理论里的“误读”学说，方知道，误读不但不可避免，而且是文学批评家的权利和天职，误读是文艺美学的组成部分。这一学说特别开人思路，特别有利于解放我们的批评眼光，更新我们的批评观念。然而眼下我们应当讨论的是，误读作为一种批评理念究竟应当有怎样的内涵和外延。说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堕落、虚伪和残酷，同情下层社会，但因作家的出身（如托尔斯泰）局限了他们的眼光，所以对资产阶级抱有幻想，甚至还给资本主义指路，恨不得人家直接替自己的社会掘了墓，这算不算一种误读？说李白、杜甫的诗歌批判了封建社会的丑恶现象，但因历史局限造成了没有看到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前景，简直想从他们的诗歌里直接读到社会主义的字眼儿，这算不算一种误读？说鲁迅的《风波》就是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，《离婚》就是批判旧的婚姻观念对妇女的束缚，算不算一种误读？还有，男作家如贾平凹写了性，要么是世纪末情怀的表现，要么就是在诲淫诲盗；女作家写了女性性心理，就是女性的觉醒或女权主义的崛起；70年代的女作家以高雅的姿态写了个人的粗鄙生活，就成了70年代人的代言人，就成了文学的新新人类，这样的误读应当怎样评价？就像三个体育评论员扎堆儿能把没有的说成有一样，三个以上的文学批评家联手推出一批观点相近的文章，就好像为某一位或某一类作家作品定好了历史位置。这样的误读，真的是文学的误读吗？即使在今天的批评界，出于各种利益考虑而刻意做出的误读批评，有时并不是或不完全是学术眼光与学术观点问题。王朔说老舍，谈鲁迅，其中也充满了误读，但王朔常常还能交代出自己是基于童年阅读印象。职业批评家往往有掌握真理的姿态，在学术词汇的掩护下，不无私利的观点有着权威的面目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我们的批评家，面对话题式的争论时，分歧与误读往往还是得自于真实的想法，面对作家作品时，却常常言不由衷或虚张声势。误读二字是不能完全说明问题的，刻意的误读有时就是一种恶意的炒作或者故意说昏话，绝不是真正的文学的误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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